摘要：算法传播已不再局限于精准分发工具，其作用的认知场域已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隐形疆域。本文聚焦算法传播在智能化战争中的运用，系统阐述其特殊功能、运用中需处理好的关系及应把握的关键节点。研究认为，必须正视算法技术带来的变革与挑战，在强化技术赋能的同时坚守价值引领与人本原则，抢占智能化战争舆论主动权。

　　军事新闻传播是塑造公众认知、引导舆论走向的重要工具，与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的实施息息相关。当前，随着新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战争形态向智能化演变。智能化战争通过持续迭代的算法，将战场空间从物理空间拓展到认知、网络等无形空间。算法传播在智能化战争中的运用与国际博弈深度绑定，战场的媒买球官方网站介化、信息的武器化和攻击的网络化共存，呈现出参与主体多元且隐蔽、传播精准且效果实时可控、攻防一体等特征。探究算法传播在智能化战争中的运用规律、潜在风险与实践路径，对把握现代新闻传播新规律、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打赢未来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传统舆论监测依赖人工，存在范围窄、时效慢等局限。算法传播则能通过分布式爬虫、多模态识别与情感计算等技术，对海量、多元、实时的全球信息进行自动化抓取、结构化处理与智能化分析。例如，在乌克兰危机中，开源情报分析人员利用算法工具追踪社交媒体上的部队调动影像、分析卫星图片变化，实现了对战场局部态势的实时感知。这警示我们，算法能够将信息海洋转化为可量化、可分析的决策情报；全景感知能力是实施精准舆论干预的前提；必须构建基于算法的全时全域舆情监测预警体系，变被动响应为主动预见，抢占认知先机。

　　算法能深度分析目标受众的认知特征、情感偏向与信息偏好，实现内容的个性化定制与精准化投送。例如，2016年美国大选中，政治数据分析公司利用算法对选民进行精细画像，并向摇摆选民推送量身定制的政治广告，深刻影响了选举结果。在舆论战中，这意味着可以绕过传统大众传播的“漫灌”模式，实现对特定群体甚至关键个人的“滴灌”式影响。这足以证明，算法的“千人千面”本质是认知领域的“精准打击”；内容与渠道的精准匹配，能极大提升传播的渗透性与说服力；我军必须发展基于算法的智能内容生成与靶向分发能力，使我方叙事能突破信息茧房，直达目标受众。

　　舆论态势瞬息万变，算法能够通过实时数据分析模型，对舆情热点、情感走向、虚假信息扩散路径进行动态追踪与预测。一旦发现有害信息蔓延或舆论出现负面转向，算法系统可自动触发或辅助决策者启动应对预案，通过调整推荐策略、放大正面声音、精准辟谣等方式进行即时干预。例如，在应对突发涉军谣言时，算法可快速锁定谣言源头与核心传播节点，为组织针对性辟谣提供靶标。这启示我们，算法的核心优势在于其处理复杂动态系统的速度与效率；失去时效性的舆论引导等同于失败；要加强舆情多源信息融合与动态分析，构建舆情“快速反应部队”；将算法深度嵌入舆论战指挥链路，形成“感知—研判—决策—干预”的“OODA”快速闭环，辅以专家解读、意见领袖扩散等方式，大幅提升我方的舆论应急与攻防转换能力。

　　利用深度学习从海量数据中快速、精准地识别和锁定敌对目标是算法传播赋能智能化战争的关键抓手。例如，利用Deepfake、Face2Face等语音合成与换脸工具篡改、合成信息，制造信息迷雾和舆论博弈素材。在乌克兰危机中，就出现了深度伪造技术大量使用的现象，或合成篡改作战双方关键人物的图像视频，或在社交媒体上利用算法智能体（社交机器人）自动生成并散播消息，取得了明显效果。其带来的风险也不容忽视：利用算法传播进行的舆论博弈一旦模糊战时与平时的界限，就会造成认知偏差，干扰公众对真实信息的判断，甚至引发人道主义灾难。这警示我们，技术越先进，越需要强大的价值定力来驾驭；失去价值约束的算法传播可能成为“脱缰野马”，甚至反噬自身；必须坚持正确价值取向，在技术架构中筑牢意识形态“防火墙”，确保算法生成的每一则信息、推荐的每一条内容都服务于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服务备战打仗的根本要求。

　　在智能化舆论战中，人依然是作战方法、指挥方式的决策者与意志品质的控制者。人工智能系统易受网络攻击，如数据投毒、对抗样本攻击、模型提取等，导致算法偏见、决策黑箱与人工智能幻觉，进而导致错误结论。要深刻认识到没有任何技术可以完全取代人类。在算法传播的信息生产与投放全链路或“OODA”环中，高性能算法与智能辅助系统只是为指挥员提供全景视角，而人始终是决定性的环节。人机协同、脑机融合是处理好算法智能与人本决策关系的科学模式。这启示我们，在对抗环境中部署算法时，系统必须具备抗欺骗和抗操纵能力，提升大数据和算法模型训练中的信息质量，引入事实核查机制与可信计算框架，加强对算法的伦理审查与监管；智能化舆论战的最高境界是“人智”与“机智”的深度融合，人是驾驭算法、作出最终决断的“最后防线”，必须坚持用政治可靠的指挥员人才进行终极把控；要培养既懂舆论斗争又通算法原理的复合型指挥人才，确保在关键时刻，人的战略智慧能够突破机器的计算逻辑局限，牢牢掌握舆论战场的最终决策权。

　　算法既可用于主动设置议程、影响对手认知（攻势），也可用于识别防御网络攻击、过滤虚假信息（防御）。美西方以Meta、X等为代表的传播平台，依托机器学习、网络分析等技术，系统监测特定传播主体账号，进行内容限流、账号降权和信息删除等操作。美军更是明确将“算法战”纳入作战条令，其攻势运用咄咄逼人。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智能算法博弈下的信息传播对人们认知的影响越来越大，统筹有效信息传播之“矛”的锐利与主动防御之“盾”的坚固势在必行。我军在积极研究算法进攻战法的同时，必须对其可能带来的反制风险（如算法被污染、模型被逆向破解）保持高度警惕；要借助算法传播架构有效识别敌方信息对我民众的心理触发因素，善于从社交媒体、论坛等网络传播环境中提取信息，以算法推荐针对性内容，有效反制敌对信息的操控意图；必须同步发展算法的“攻”与“防”两类能力，在技术研发、系统构建和战术演练中实现攻防兼备、平战一体，确保在任何复杂的算法对抗中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核心算法与数据壁垒是限制智能化舆论战场传播效果的关键节点。当前，由于关键芯片、底层框架和高端算力依赖国外，我自主研发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西强我弱的技术格局有待打破。尤其在人工智能，特别是通用人工智能领域，全球顶尖算法模型和大型语料库仍主要由西方科技巨头垄断。这警示我们，关键技术是买不来、讨不来的，依赖外部技术平台存在“断供”和“后门”双重风险。“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求，构建自主可控的大模型安全产业生态，重点规范大模型训练数据采集、存储、使用的安全管理。我军必须乘势而上，将算法与数据的自主创新提升到战略高度，为智能化舆论战打造自主可控的“中国芯”。要前瞻战场，进一步突破算法与数据壁垒，研发自主可控的传播算法技术框架；要补齐短板，在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开发、测试、部署、更新的全周期中掌握技术自主权；要着眼长远，着力突破自然语言处理、多模态理解、强化学习等领域的核心算法，并建设面向军事舆论斗争场景的自主可控的、高质量专用数据集。

　　当前，算法治理的国际规则尚在形成之中。美西方正试图将其价值观和技术标准包装成“普世规则”以约束他国。2025年美国发布的“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明确提出要对抗中国影响力，其忽视人工智能伦理、环境可持续性和全球合作的行径需引起我们警惕。2023年中国推出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是世界首部生成式人工智能专门法规，产生了首因效应。实践证明，规则制定权是最高层面的竞争，谁掌握了标准，谁就掌握了未来战场的话语定义权。我军应主动作为，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标准设置，为智能化舆论战的健康发展提供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要不断完善相关法规，明确算法运用在军事传播中的伦理边界，为算法的规范运用构建伦理框架和国际共识，防范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积极应对国际舆论斗争；要掌握人工智能驱动算法传播的话语权和规则定义权，牢牢把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和主动权；要积极利用香山论坛等多边平台，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倡导“智能向善”“防止军事领域人工智能滥用”等理念，推动制定公平合理的国际规则。

　　算法传播的运用最终取决于人。算法传播操作者若因认知偏差而误用、误解系统输出结果，或过度信任算法而出现自动化偏差，或过度怀疑算法而产生算法厌恶，都无法提升智能化舆论战效能。近年来发生的全球军事冲突警示我们，人才差距是最大的差距，没有一流的人才，就无法驾驭一流的技术。我军亟需培养既精通人工智能技术又深谙军事舆论斗争规律的复合型人才。要将算法传播人才建设作为一项战略性、先导性工程来抓，构建产学研战一体化的育才用才机制，为智能化舆论战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要结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培养标准体系，增加主流价值算法推荐模型、智能舆论引导与效能评估等学习内容，有针对性地优化人才培养目标；要贯彻军民协同发展战略，打破军队与地方、技术与人文的壁垒，主动与国内顶尖的研发机构和科研院所合作，广泛开展培训项目，通过联合培养、项目历练、特招引进等方式，加快锻造一支政治可靠、技术精湛、战术灵活的“算法尖兵”队伍；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以实战练兵方式培养具备数据安全、伦理、军事和国际法等方面素养的人才，并注重在军事演习中融入定制场景和战时算法传播模拟演练，增强人员与系统的协同效能。